前不久我和同事到山西采访黑砖窑 事件，见到了山西省长于幼军。我们做 了两篇报道（于幼军坦陈心迹，黑砖窑 风暴中的山西官员），文章发表后，看 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，一种认为两篇 报道非常好，甚至用“完美”一词；一 种人极其愤怒，认为报纸成为山西人和 于幼军的工具。
有的话更难听。
其 实 指 责 我 们 的 人 ， 我 觉 得 几 乎 是为了指责而指责，南方周末从开始就 介入报道事件，将此事件推到公共舆论中，综合看南方周末的报道，既有事件本身的还原，又有山西各级官员的角色调查，这应该是一流媒体的常识性选择，但传播常识有时也需要勇气。 事后，我一直思考，在这样的“黑色事件”中，媒体应该充当什么角色？我相信，所有人在开始时，都义愤填膺，媒体从业者也不例外。所以， 媒体的早期报道都在竭尽全力地渲染黑砖窑之黑，官员之恶，受害者之多。 但实际上事情并不简单。并不是说所有的砖窑都是黑砖窑，所有的黑砖 窑都像洪洞县的砖窑那么黑。就我们记者的调查看，确实如此，那么为什么 媒体的报道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？我相信，大多数媒体在报道之前就已预设立场。
比如黑保护伞之说，常识看，保护伞一定是追求最大利益，而黑砖窑比 起煤窑来，赢利是微不足道的，保护伞们为什么放着煤窑不保护，而去保护 砖窑呢？其二，媒体报道中有一个细节，警察对着一个家长说：“不是你的 人你不要带走。”但媒体报道根本没有交代语境，当时警察和河南记者以及 家长出现在砖窑，把砖窑现场负责人带上了警车，而这个时候，和孩子无关 的家长，提出把孩子带走，警察当然不能同意，同意才是渎职。但媒体呈现 的效果是：警察无情，警察恶劣。
事件的本质，我理解，就是底层社会人之间丧失人性的摧残，但富有监 管责任的政府机构却“麻木不仁”，这种麻木不仁足够令人震惊，为什么还 要用夸张甚至是移花接木的办法来报道呢？那媒体应该充任什么角色？当然 是揭示真相，但这个真相必须是立体的，而不是局部的。
黑砖窑事件中还有其他细节，比如当地政府在媒体大规模暴光之前就 在处理一些黑砖窑，这个信息，几乎没有一个媒体愿意涉及，比如，在黑砖 窑事件中，官员群体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，也没有人愿意开掘，只是告诉读 者：这里很黑。
其实大多数事件中，媒体都愿意把注意力放在渲染黑暗上，比如重庆钉 子户事件，也是如此。南方周末从钉子户事件中就在总结，如何提供立体的 真相，因此我们在钉子户后期报道中，呈现了当地政府、司法机构在事件中 的角色。此次黑砖窑事件，亦是此思路。
但显然，这种思路，还不能为一些同行所接受，只要你给政府提供言论 平台，你就是被政府利用，这种情绪真是要不得，如果所有人都以仇恨心态 看待政府，国家还有什么希望？如果全社会被仇恨情绪所覆盖，到处都弥漫着死磕，生活还有什么指望？有些事情是政府有责任，但是有些时候，政府之外的媒体也有反省之责。 总结起来，就是以传播立体真相为己任，以制造政府与舆论之对立为殷鉴。
再说风口浪尖的于幼军，不幸的是，他也是媒体舆论的受害者。他几次出来检讨、道歉，都被一些舆论咒骂。我们看过那么多的灾难，SARS，禽流感， 触目惊心的污染，痛心疾首的矿难，但我们何尝看到过道歉、检讨、忏悔？
不道歉，不反省，与其说是一种劣行，不如说是一种理性选择，道歉要 付出代价，你要承认自己是错的，要承担责任，中国还不能和西方人比，西 方人发明了引咎辞职等制度，比如，出了问题，你省长、州长，甚至内阁， 都要下台，要承担“概括责任”，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，“道歉”已经“走在前面了”。 于幼军不会不知道“引火烧身”的道理，但他其实可以躲在舆论的后面，指示山西日报报道他几个批示，估计媒体也不会说什么，因为大家习惯 了，但这次他道歉了，反而成为众矢之的。
试想，如果今天于幼军站出来，舆论就攻击他，那以后谁还会站出来？ 谁还敢站出来：看，于幼军这个傻瓜……
对待黑砖窑事件，我和同事聊天时谈起，我们无法宽容那些“反人类” 的罪行，但我们也应该探究事件的肌理，肌理是复杂的。而如果我们把石头 不分青红皂白地砸向所有人，那不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需要更真实地还原复 杂的事件，更少地去判断我们所不能穷尽的事实。
仅靠愤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，仅靠口诛笔伐，不会制造出和谐社会，仅 凭单线逻辑，不会制造出民主制度，只去渲染仇恨，最后连渲染者也会被仇 恨淹没，最后就是全民死磕。
媒体的责任，在今天可能比以前更重要，我觉得我们除了要“揭露”， 还要多做一些“揭示”的工作，除了谴责，还要多做一些沟通工作，至少不 应该渲染仇恨、仇视。更不要觉得自己就是“中国通”了，我们经常对“中 国”这两个字理解得很肤浅。
（作者系南方周末编辑）
